反对富农——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5月中旬，列宁多次强调的反对粮食投机的“十字军讨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要“弄到粮食”，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粮食收归国有。这一点列宁自己说得十分清楚：“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不仅是从产粮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所谓作为国家储备，实际上是要将剥夺来的粮食绝对保证用于正在作战的军队和大城市，尤其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中挨饿的工人所需。这时，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没有军队去作战，没有产业工人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将覆灭。正像十月革命时对农民和农村的估计那样，这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依然认为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决不会危及自己政权的存亡。

       列宁认为，工人天生就是农民的领导者、领袖，因此，这场“十字军讨伐”的唯一力量就成了大城市的工人。列宁对这样的工人给予了极大的希望：“十月革命的、苏维埃革命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先进工人以贫苦农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从而，这场讨伐的对象就必定是农民，讨伐的地区就必定是农村。

       所以要进行“十字军讨伐”，就是因为在此之前实行的“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措施的失败。这一措施的失败，列宁归罪于“富农的反抗”。但是，在“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措施中有几项必须实行的规定值得注意：国家只提供以商品支付的粮食全部款项的25%，对粮食实行国家统一的“硬性价格”，对存余粮者征收高额税，由中央机构派人去统一征购，地方当局和机关单位不得插手。所以，这种“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政策是农民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实际上是被白白地交给国家了，被剥夺了。这种政策的实施促使农民和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背离。

       “十字军讨伐”在各地遭遇到各级苏维埃机构的抵制和农民的自发反抗。坦波夫省是俄罗斯的产粮大区，1918年4月上旬，该省的各级粮食机构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各负责人的一致声音是：“农民不愿意以硬性价格上缴粮食”。一位负责人说：“上面让我们用商品交换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没有实行得起来，因为农民不愿接受硬性价格出售粮食。所以。应当取消粮食垄断，否则，无论是购买，还是以没收手段来夺取都不行。”另一位负责人说：“需要自由贸易，但是可以在拦击队的监视下进行。解决饥荒的惟一办法就是自由交换。”像坦波夫这样的地方，在农民中间，消极的（不去播种土地）和积极的（抗征粮）事件此起彼伏。这时，在坦波夫省，人民委员达维多夫就给农民不耕种土地的乡区发出过这么一份指令：“坚决请求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混乱，坚持全部土地都要播种上，要向农民解释，粮食现在是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地主的财产。”

       地方上的这些行为自然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歇斯底里”。粮食垄断、硬性价格、国家集中统一征粮、武装征粮、用战争手段征粮，这成了贯穿苏维埃政府全部政策的一根红线。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列宁在多个层面上提出了“富农”这个政治概念。这个“富农”不仅反对苏维埃的全部粮食政策，而且和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沆瀣一气。这种反对“富农”的斗争，在列宁看来，已经不仅仅是解决粮食问题了。他认为，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忍受的饥荒迫使我们去担负纯粹共产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列宁甚至把将从农村剥夺来的粮食进行国家统一分配称之为是：“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俄国到底有没有粮食这个问题上基本一致。1918年5月31日，托洛茨基在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中的《人民委员会的呼吁书》一文中的回答是：“几乎所有多余的粮食都在农村富农那里。”托洛茨基喊出了一个口号：“进行反对富农的无情战争！”——“向富农开战！”

       在饱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策思想的“反对富农”的这个政治口号下，先由“拦击队”、“征粮队”、后由“武装征粮队”进行的农村征粮工作，实际上就成了一场“争夺粮食的战争”了。这期间，“同富农作战”、“战胜富农”就是“战胜灾荒”、“社会主义革命”的同义语了。这场战争的对象就是“富农”。什么是“富农”？什么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呢？从当时的法令和规程上来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列宁显然是在1918年5月初开始使用“富农”这个概念的，这时的“富农”被列宁赋予的涵义有两种，一是“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二是“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被列宁称为“人民的敌人”。除了这种“富农”外，在农村中还有“贫苦的和没有余粮的劳动农民”，列宁在这里实际上就将农民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余粮的农民——富农，另一部分是没有余粮的农民——贫苦的农民。只要注意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就可发现这时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中并没有一个阶级标准，即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标准。这时的“贫苦农民”并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贫农”，只要是没有粮食，谁都可以加入或者算入“贫苦农民”的队伍。

       有余粮的就是“富农”，这就是当时执行的政治标准。这时，真正的富裕农民手上有余粮，而“贫苦的农民”手中也不一定没有余粮。问题就在于余粮的标准究竟是多少？总的说法是，除了能维持生存的粮食外，都得算是“余粮”。在那个国家整个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农民尚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的主人时（土地没有分到农民手上和农民不愿去耕种土地），耕地被荒弃，农业生产不能进行，因此无论是“富农”的余粮，还是贫苦农民手中的超标准“余粮”，他们都不愿意拿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把自己的粮食交出去了，那些因这些粮食得以生存和作战的军队和政权能不能保证他们今后有粮吃。此外，一旦超过生存标准所需的粮食就要被剥夺，那农民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耕种、去生产超标准的粮食。对农村和农民的这种处境和愿望，苏维埃政权显然忽略了应有的考虑。

       因此，反“富农”斗争的关键就在于“有无余粮”。这正如列宁所断然指出的：“当人民在挨饿，当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在这样的时候（而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永远是如此），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圣物，比神父们用来愚弄蠢人的圣物要高尚得多，因为神父们不过是以升天堂来安慰在地上过着奴隶生活的人们罢了。为了从这种真正的圣物上扫除一切神父式的‘神圣性’，就必须实际掌握这些圣物……”

       然而，怎样来确定这种“圣物”的多少、余富程度呢？怎样通过“十字军讨伐”来获取掌握这些“圣物”呢？拦击队、征粮队、武装征粮队都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列宁面临新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