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土地：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根本分歧

       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的苏维埃的消失，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贫农委员会的取而代之，这一切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原先工作过的传统农村地区不仅失却了力量，地盘也几乎丧失殆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对农村的争夺就日趋白炽化。

       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要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里的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领域就是农民问题，其负责人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1918年1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力促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在标志这种合并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农业改革的基本法——《土地社会化法令》。对于这个法令有着不同的结论：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法令是对中农作出的让步，因为法令中规定了，按照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来平均分配土地，而不是坚持将土地收归国有的原则。一部分党派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本人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解散立宪会议和工兵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合并所作努力的奖赏。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认为，《土地社会化法令》得以通过是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胜利，是他们坚持不懈地为解决俄国农民和农业问题而斗争的结果。

       由于长期在农村和农民中做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不要离开农民”。在因为布尔什维克要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那些日子里，彼得格勒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要求该党的领导人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呼吁。但是，在1918年4月中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的主要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科列加耶夫和特鲁托夫斯基等人都坚决反对退出人民委员会，他们担心此举将导致农民离开左派社会革命党。

       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称“我们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社会变革的政党，我们的分歧是在策略上”，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社会革命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他们的农业、土地和农民政策是异于布尔什维克的。斯皮里多诺娃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经过集体主义的多方面的形式，由土地的社会化转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不同意粮食的垄断和专政，二不同意贫农是个阶级这个概念，三不同意成立贫农委员会，四不同意以贫农委员会这种形式去反对富农，五不同意向农民和农村要粮，而主张向德国人要粮，以解决粮食危机和饥荒。

       最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头疼的问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以强制手段从农村征集来的粮食的去向问题存在质疑。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即1918年6月3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会议上，斯皮里多诺娃向布尔什维克提出质询有无此事：在饥荒蔓延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向德国运去了36节车皮的粮食，并且还准备运去价值200万卢布的布匹。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承认：“确有其事”。斯皮里多诺娃的质问碰到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隐私”，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瞬间紧张起来。

       事实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无的放矢。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有一份秘密的补充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列宁领导的政府要向德国支付50亿马克的款项，第一笔支付款15亿马克（其中包括245，564公斤黄金和5.45亿纸币）要签约后立即支付。第二笔数额大体相等的款项应在9月10日支付。其他的4笔应在1918年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这4笔每笔都包括50，676公斤黄金和1.11亿纸币。此外，俄国政府还必须向德国提供价值10亿马克的商品和粮食，期限是从1918年11月15日至1920年3月31日。

       这50亿马克和价值10亿的粮食和食品的赔款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都深知这一负担的可怕羁绊和不履行这一条约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和一切公开的讲话和报告中，所强调的都是布列斯特和约是为了赢得喘息的时间，是为了赢得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存在下去的时间。为了解决在极短时期内向德国人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粮食、物品和黄金，就必须垄断这一切。为此，托洛茨基曾兴奋地称这些垄断措施是“战争”，并高呼：“反对富农的国内战争万岁！”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是知道这一“隐私”的，所以他们把布列斯特和约称为卖国条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农民部和农业部里呼吁和设法阻止这一条约的实际实施。当然，布尔什维克不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去任意破坏自己的计划和对未来世界革命的热情与向往。为了实现粮食的垄断政策和保证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受干扰，布尔什维克政府首先决定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不能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担任，全部粮食工作交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来处理，其人民委员由坚决支持垄断政策和起草了成立贫农委员会文件的瞿鲁巴担任。瞿鲁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发言里，就明确提出成立一种居民中最贫困的人的组织，以免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职能落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手中。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先是在投票表决成立贫农委员会的会议上拒绝投票，表示他们将不承担由这一决议而引起的全部后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团代表加列林声明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通过苏维埃以全部手段和党的全部力量和党的全部威信来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今天通过的有害措施进行坚决的斗争。”

       至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的争斗，或者说摊牌，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双方都在准备定于1918年7月4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都要在这次大会上拼全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