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巴赫：一个谜

       (1)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了这次谋杀吗？
       1918年7月6日14时15分，德国驻苏维埃俄国大使米尔巴赫在自己的使馆遭人谋杀而死亡。关于这次谋杀，现在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一是谋杀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前者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二是，这次谋杀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关方面策划已久的事情。
       问题是，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谋杀，勃柳姆金只是个执行者，这次谋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自从米尔巴赫死亡那一刻起，这个谜团不仅没有解开，而且越来越斩不断理还乱，90年来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这次谋杀所下的结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后来成了托洛茨基的代理人）钻进德国使馆刺死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同德国的战争。但是，苏维埃政府成功地防止了战争，使反革命分子的挑拨未能得逞。”数十年来，苏联的史学界一直根据这一结论来不断地重述对米尔巴赫被杀的解释，苏联和俄罗斯的一些史学家们所依据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公布的关于这次谋杀事件的“档案材料”（《全俄肃反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然而，对《红皮书》的研究和对多方材料的比较与分析却使《简明教程》的结论越来越站不住脚。这个结论充满了疑云和谜团。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实施了暗杀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策划和组织了这次谋杀呢？肯定这一说法的官方史学主要依据两份文件，一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6月24日的“中央委员的决议”，二是该党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在米尔巴赫被杀后所作的证词中承认了暗杀为该党中央的决定。
       所谓1918年6月24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事实上只是一份会议记录，它的全文如下：“为了俄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须在最短时期内终结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而形成的喘息时机。为此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组织对最重要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一系列暗杀行动是可行的和合理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决定为实施这一决议动员可靠的军事力量和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劳动农民和工人阶级参与此举和积极支持党的这一行动。为此目的，还要在报纸上宣布我们党参与乌克兰近期的事件，例如，对农民进行鼓动工作和炸毁军火库。实施上述两项决议的时间预计在党中央的下次会议上作出。此外，还决定要使所有的地方组织理解党的这一策略并呼吁他们采取反对人民委员会当前政策的坚决行动。至于在第一时间实施目前路线的形式，决定要根据莫斯科的信号来实施暗杀行动。这一信号可能是暗杀行动，尽管有可能代之以另一种形式。为了计算和分配党的全部力量和实施这一计划，党中央组织三人委员会（斯皮里多诺娃、戈鲁博夫斯基和马约罗夫）。鉴于这一政策可能导致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冲突，尽管这非我党所愿，党中央在对此进行讨论后，作出如下决定：我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反对人民委员会当前的政策，绝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然而，后者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反对我们党，因此决定，在此情况下将以武装形式捍卫我们采取的立场。而为了在这一战斗中党不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决定立即着手阐明党的立场、广泛宣传执行苏维埃俄国坚定的、一贯的国际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的必要性。其中，建议组建一个四人委员会：卡姆科夫、特鲁托夫斯基、卡列林……来制订我们的策略和当前政策的口号并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在一些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而在一些问题上有一人反对，一人弃权。”在这一记录上签字的是“玛€匪蛊だ锒嗯低蕖薄?
       从决议的文字看有几点是十分明确的，一是，没有明确指出要暗杀米尔巴赫，二是，没有提及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步骤：对象、时间和地点，三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在下次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而在6月24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就此问题作出过任何最后的决定。
       《红皮书》里收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号公报》中，用了这样的文字：“7月6日下午3时，德国帝国主义的使节米尔巴赫伯爵及他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在德国大使馆的大楼里被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支飞行战斗队处死”。这样的说法表明，撰写这一公报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对暗杀事件的进展情况并不清楚，它所依据的依然是政府官方的公报。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这第一号公报究竟是不是该党中央委员会所写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7月6日之后，已经没有人在主持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斯皮里多诺娃被收监，戈鲁博夫斯基和卡列林在乌克兰，在莫斯科的人又没有这样的权威。
       7月10日，斯皮里多诺娃就暗杀事件作证。她在证词中说：“我们曾形成过一个决议：为了实施我们通过的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计划，必须杀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党的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很小的、有专断全权的小组，他们负责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实施这一计划。其他的中央委员和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暗杀米尔巴赫一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组织的……”，这是个“三人小组”，“而实际上，在这三人小组中，只是我一个人在掌管这一事情。勃柳姆金是根据我个人的指示在行动的。”在这份证词中，斯皮里多诺娃将暗杀米尔巴赫的全部责任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份证词是不是斯皮里多诺娃本人所说，很值得怀疑。因为在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斯皮里多诺娃并不具备享有“专断全权”的实施行动计划的唯一代表的地位。
       还有一件事能证明斯皮里多诺娃并不是“米尔巴赫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那就是勃柳姆金在自己的证词中始终没有提及斯皮里多诺娃单独接见过他和给他下达过任何个人的指示。
       直到现在，都没有文件能证明“米尔巴赫事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所策划，也没有文件能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没有策划和组织“米尔巴赫事件”。这不是一个没有证明“是”就是“不是”、没有认定“无罪”就是“罪”的命题，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斗争中的纷繁复杂的实际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米尔巴赫事件”20年之后，即使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作的结论中，也不再使用“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的词句，而是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死了米尔巴赫这样狭义的文字。
       然而，为了了解“米尔巴赫事件”的某些真相，也许还要了解一下勃柳姆金是如何准备和实施暗杀的。

       （2）勃柳姆金如何准备和实施谋杀？
       1918年上半年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的岁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两党分享一定权力的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有相当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作，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就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并且曾坚决反对签订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在布列斯特和约被批准后，捷尔任斯基的反德情绪并没有消减。该委员会的副主席亚历山大罗维奇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有相当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足为奇的。
       1918年5月下旬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反间谍局，由老布尔什维克拉齐斯担任局长。反间谍局下设有“反德国间谍处”。该处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随时监控俄国境内德国大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及时提出应对的措施。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都信奉火与剑的暴力。他们任命勃柳姆金为该处负责人，不是因为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是因为这时的勃柳姆金年仅19岁，是一个信仰“红色暴力”、崇奉火与剑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勃柳姆金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打进德国大使馆和接近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他的工作在反间谍局局长拉齐斯的直接领导之下，因此他的活动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应该是知晓的。从该处成立时起，勃柳姆金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只是一件：“罗伯特·米尔巴赫案件”。
       为了控制和接近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勃柳姆金费尽心机设了一个局：说抓住了米尔巴赫伯爵的一个亲戚“奥地利的罗伯特·米尔巴赫”，他自我供认是德国间谍。为了证实他与米尔巴赫伯爵之间的“某些私事”，全俄肃反委员会要与大使米尔巴赫伯爵本人会见。这个罗伯特·米尔巴赫是生活于彼得堡并在斯莫尔尼女子学校当庶务主任的无名人物。在勃柳姆金的导演下，他一夜之间成了奥匈帝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被俄国军队俘虏，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获释，因间谍罪在莫斯科被捕。
       全俄肃反委员会立即向在俄国代表奥地利利益的丹麦总领事馆照会了这一情况。从6月15日起，勃柳姆金就与丹麦总领事馆进行谈判，暗示丹麦总领事馆要设法将罗伯特€访锥秃帐敲锥秃詹舻那灼莸氖率等啡舷吕础?月17日，丹麦总领事馆照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根据德国驻莫斯科外交代表写给丹麦总领事馆的书面信件，被捕的奥匈军队的军官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实际上是居住在奥地利的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亲戚家的一个成员。”德国大使馆作出这一证明是试图解救被关押的“奥地利的米尔巴赫”，6月26日，丹麦总领事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照会证实了这一点，它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提出询问：“在总领事馆作出保证从第一次要求到侦讯结束上述米尔巴赫伯爵都将随叫随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条件下，委员会是否同意释放在押的奥地利战俘米尔巴赫伯爵。”
       全俄肃反委员会当然不会答复这一询问，因为进行“罗伯特·米尔巴赫案件”的根本目的是要和米尔巴赫大使当面一见。于是，随后就有了勃柳姆金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安德烈耶夫在7月6日去德国大使馆，坚持在那里会见了米尔巴赫大使并枪击他及其两名随从的惊天案件。勃柳姆金并不是非法闯入使馆，而是持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介绍信件.
       从上述事实来看，勃柳姆金一直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名义行事，或者说是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但在7月6日米尔巴赫被刺杀后，捷尔任斯基在自己的证词中否认他曾经签发过这样的信件。捷尔任斯基说，他不了解这个人，甚至很少和他见面。然而，捷尔任斯基却没有否认勃柳姆金是反德国间谍处的负责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与丹麦大使馆的接触。
       对整个事件的过程没有予以否认，唯独否认了事件的最后结果——全俄肃反委员会没有派勃柳姆金等去德国大使馆，它与刺杀米尔巴赫事件毫无关系，并进而突出了勃柳姆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身份，强调这一暗杀行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
       此外，在米尔巴赫被刺后，事情的进展是十分怪异的。在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全俄肃反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大使馆的电话突然拨不出去。直到下午3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坐车去外交人民委员会向副人民委员卡拉汉通报了所发生的情况。卡拉汉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打了电话，契切林忙给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邦契―布鲁耶维奇电话。最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将所发生的事向列宁作了报告。而列宁当即给捷尔任斯基电话，要他抓凶手：“找，仔细找，封锁所有的道路，给我找！”之后，列宁找来了斯维尔德洛夫，给托洛茨基打电话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扔了炸弹！”
       在这极短的时间里，谁也不清楚，谁也没有向列宁报告说，暗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的，列宁也根本不知道暗杀者是谁，因为这时勃柳姆金等已经逃得渺无音讯。列宁又是如何得知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呢？列宁对突发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派了一支军队去使馆，撤销捷尔任斯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亲自到德国大使馆去悼念米尔巴赫。捷尔任斯基在7月7日提出辞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批准了他的辞呈。会议的决定，一是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二是宣布要对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进行改组。这份决议不仅在报纸上公布，而且张贴在莫斯科的街头巷尾。陪同列宁去银钱胡同5号德国大使馆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契切林，托洛茨基拒绝前往。而在这一切之后，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被镇压和遭取缔。
       还有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在捷尔任斯基负责对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进行改组的一个多月后，他再次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米尔巴赫事件”的凶手没有受到惩处，尤其是主犯勃柳姆金居然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眼皮子底下，销声匿迹，逃到了乌克兰。
       终究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者说直接的证据被永远地隐藏了起来，来证明勃柳姆金是奉谁的命令暗杀米尔巴赫大使的。是苏维埃政府所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行动”，还是多年来纷纷议论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这依然是个历史之谜。也许，有一个至今人们很少关注的问题值得思索，那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暗杀米尔巴赫大使，谁将得益？

       （３）为什么要谋杀米尔巴赫？
       1918年的上半年，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在饥荒、外国武装干涉、红军的艰难组建和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严重分歧之中，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分歧是最为关键、最为严峻的。列宁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争斗归结为是要不要和能不能与德国进行战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企图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以达到毁掉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说法是，只有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与德国作战，才能拯救无产阶级革命，使苏维埃政权得以生存下去。
       自布列斯特和约批准以来的3个半月中，这场斗争日益加剧。列宁认为：“在这缓和期间，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向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一大步。”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则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政权面临深渊。至此，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从分歧到彻底的反目，双方都要对对方采取最后的手段。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8年6月24日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写明：“为了俄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须在最短时期内终结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而形成的喘息时机。为此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组织对最重要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一系列暗杀行动是可行的和合理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决定为实施这一决议动员可靠的军事力量和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劳动农民和工人阶级参与此举和积极支持党的这一行动。”1918年7月5日，即在米尔巴赫被暗杀的前一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这样说明过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争吵”：“不，同志们，这不是争吵，这是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分裂，这是两种人之间的分裂，一种人忍受着困难的处境，向人民说出真实情况，而不是一味地叫喊，另一种人则是一味地叫喊，不自觉地进行着异己者的活动，挑拨者的活动。”列宁还意味深长地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发出了警告：“一切总得有个限度。”
       情况表明，即使没有7月6日的“米尔巴赫事件”，也会有一定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无可挽回的分裂”。然而，却偏偏是米尔巴赫走到了这解决“无可挽回的分裂”舞台的中央。“米尔巴赫”这个人名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关注米尔巴赫，因为他是“最重要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什维克也同样关注米尔巴赫，因为他是苏维埃政权和德国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和不出问题，对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也许，正是这种极端的重要性，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待米尔巴赫都极为谨慎。左派社会革命党尽管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上作出了要对“最重要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实施暗杀行动，但却始终没有作出暗杀米尔巴赫和行动日期的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还特别关注布尔什维克对暗杀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它却未能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反应的强烈程度。布尔什维克一直希望通过米尔巴赫，使德国政府能信守布列斯特和约。为了掌握米尔巴赫的动向，全俄肃反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反德国间谍处”这样的机构。
       然而，事实上，由于苏维埃国内的动荡不定，布尔什维克政权因签订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而遭到的反对，一种面临危机的状态实际上使德国政府在重新考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态度。从德国政府来讲，它之所以需要布列斯特和约完全是因为它不想也不能处于东西方双面作战的环境之中，通过布列斯特和约，稳定与苏俄的东部边界，以便全力应付与西方的战争状态。因此，布列斯特和约是个双向需要的产物，苏俄需要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德国需要它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尽管是同一个生存问题，相比之下，德国的处境要优越得多，这就是造成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更多地依附于德国的“不幸”状态。
       米尔巴赫是个很活跃的大使，他不断地将有关苏俄的情报发回德国，并且与列宁本人保持密切的联系。1918年5月16日，米尔巴赫与列宁会晤过一次。谈话中，列宁谈及了国内的状况并希望德国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不要转向。18日，米尔巴赫给柏林发回一份电报，要求政府扩大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支持。但是，米尔巴赫和德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屈尔曼有同一个担心：列宁能否在今后继续掌权？米尔巴赫的判断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只能维持到1918年夏天。为此，米尔巴赫在俄国积极与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进行联系。1918年6月13日，他在写给屈尔曼的信中说，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家来找他，说是只要德国政府给与帮助，他们就能推翻苏维埃政府。6月25日，米尔巴赫再次给屈尔曼信件，其中说，他对布尔什维克“不能作出乐观的预测。我们无疑是站在一个注定要死亡的危险病人的床前。”因此，他建议“组织新政府机构来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准备支持这些机构并使它们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效劳。”
       米尔巴赫所建议、德国政府酝酿中的对苏俄政策的转向当然会被全俄肃反委员会所了解，“反德国间谍处”的成立就是一个对策手段。
       多种原因促使米尔巴赫被刺身亡。左派社会革命党虽没有中央决议，但不能排除它的某个或某些激进的中央委员会酝酿和策划此举；其他的遭到镇压的政党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报复，也有刺杀米尔巴赫的可能性；即使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内，出于对米尔巴赫的变向，也可能有以结束米尔巴赫的生命来解决问题的潜在势力。俄国是一个信奉以极端手段——暗杀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国家，这个传统在1918年夏天则具有随时可能爆发的激烈特点。
       苏维埃俄国没有因为米尔巴赫被暗杀而卷进一场力不胜任的战争，苏德之间没有因此中断尽管是如履薄冰的关系，这对新生的、在饥荒、内战中煎熬的共和国来说，对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都是天大的幸事。这当然有许多的因素所决定，但列宁的断然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列宁亲自去德国使馆悼念米尔巴赫，并向德国政府道歉，保证德国大使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列宁借米尔巴赫事件和随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彻底解决了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取缔了它，并镇压了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以铁腕手段保证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权威和力量。
       1918年7月7日，列宁在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中，这样讽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垮台和悲惨结局：“革命非常彻底地使每种主张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无情地揭露了每个错误策略的一切缺陷和全部罪恶。”